十七岁的王维在重阳节的异乡写下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诗中“山东”实指华山以东的山西故里，而“兄弟”包括四人，分别是王缙、王繟、王纮，以及王紞。 

四兄弟之中，与王维关系最为亲近的，正是日后官至宰相的二弟王缙。王缙与王维兄弟二人，一政一诗，双星映照，前者以政事入史，后者以诗魂不朽。

他们的兄弟情深，本应是一段历史的佳话。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大多数人记住了王维，忘掉了王缙。有时候忘掉了也好，毕竟，王缙实是一个祸国殃民、贪财佞佛的宰相。

壹

王维与王缙的情谊，在诗文中可见一斑。公元735年，王维官拜右拾遗，在即将启程赴任之际，他特地去向一直以来的至交高僧温古上人辞行，并莫名地思念起弟弟王缙，于是挥毫写下：“舍弟官崇高，宗兄此削发。”

诗中的“宗兄”指的是温古上人，“舍弟”毫无疑问正是王缙。诗中所谓“官崇高”并非指王缙官居显赫，而是说王缙彼时正在登封县（汉时称“崇高”）当官。 

彼时的王缙虽仅任登封县令，但已显露出政治才能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王缙以太原少尹身份镇守北疆，史书云，镇守太原期间，王缙“功效谋略，众所推先”，在出谋划策方面，他的贡献是最大的。

由于功勋卓著，不久之后，王缙又被授予河南副元帅之职。其担任元帅之时的谋略还得到“流浪诗人”杜甫的赞誉：

朝廷衮职虽多预，天下军储不自供。稍喜临边王相国，肯销金甲事春农。——杜甫《诸将五首》节录

这几句诗的意思是说，朝廷的三公们看似忙忙碌碌，却连粮食都难以自给，唯独王缙王相公却能做到重视农业生产。杜甫的这番赞誉与《旧唐书》中对王缙的描述——“请减军资钱四十万贯修东都殿宇”是可以对应上的。

王缙官场得意的时候，王维已经开始选择“半官半隐”的生活状态。 然而，他仍通过诗歌告诫兄弟们莫要仿效自己的“摆烂”之态，应积极进取。比如《山中示弟》： 

山林吾丧我，冠带尔成人。莫学嵇康懒，且安原宪贫。 山阴多北户，泉水在东邻。缘合妄相有，性空无所亲。安知广成子，不是老夫身。——王维《山中示弟》 

王维以诗明志，告诉兄弟们自己已经快要达到“自忘”的境界了（诗中的“吾丧我”，出自庄子的言论：“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”，我尚且不知道我，你岂能知道？表示达到了某种忘我境界），但鼓励他们继续奋斗，追求功名。

他更以嵇康与原宪二人为例，阐明同样的慵懒表象下，实则蕴含不同的生活态度：嵇康属于不知上进，孔子的徒弟原宪则是积极昂扬的那种慵懒（原宪曾经跟同学说过：“无财谓之穷，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。现在的我，贫穷，但没有病。”） 

安史之乱成为了王维命运的转折点。王维不但未能修炼成广成子般超然物外，被叛军俘虏后，他被迫回到“尘世”担任伪职，更可怕的是，唐军收复长安后，朝廷又对其进行了严厉的“清算”。 

在这关键时刻，是弟弟王缙挺身而出，情愿以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，这才保全了王维的性命。

贰

王缙自幼才华横溢：“少好学，与兄维俱以文翰著名。”他的书法亦被誉为一代绝品，除此之外，后世文人对其诗文同样赞誉有加：“语语含蓄，清远亦不让乃兄。”

他的《别辋川别业》与王维的同名之作相映成趣：

山月晓仍在，林风凉不绝。殷勤如有情，惆怅令人别。——王缙《别辋川别业》

兄弟二人常有诗歌唱和，王缙现存的八首诗中，大部分都与王维相关。例如，王维曾特意拜访并赠诗给归隐的妻弟崔兴宗： 

绿树重阴盖四邻，青苔日厚自无尘。科头箕踞长松下，白眼看他世上人。——王维《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》

而王缙当时也在场，他亦作诗一首，与王维同咏： 

身名不问十年馀，老大谁能更读书。林中独酌邻家酒，门外时闻长者车。——王缙《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》

除此类兄弟共咏之作外，王缙也写过与王维心有灵犀的诗歌。大历三年重阳节，他在幽州登高望远，写下了《九日作》：

莫将边地比京都，八月严霜草已枯，今日登高樽酒里，不知能有菊花无。——王缙《九日作》

王维的重阳诗主要表达对兄弟的深情厚谊，而王缙之诗则更多反映个人宦海生涯的起伏波折。 

毋庸置疑，这首诗自然无法与王维之作媲美，但在仕途上，王缙确实比兄长更显卓越。 

他不仅担任文职，还曾出任过武职。大历四年（769），王缙在太原任职，当地武官王无纵、张奉璋等人因他是文人出身而轻视他，王缙巧妙设局以雷霆手段将他们的七名党羽一并斩首。经此一事，王缙展现出不为人知的铁血手腕，自此“诸将股栗”，无人再敢小觑他。 

若王缙的政治生涯止步于此，他或许能以一个尊重兄长、有才情且能出谋划策的形象名垂青史。然而，命运弄人，公元762年唐代宗继位时，一个名叫元载的人物崭露头角，而王缙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转变。

元载为人深藏不露，王缙绝不是其对手。某年，朝廷举行祭奠先贤的仪式时，老奸巨猾的宦官鱼朝恩曾有意试探他们。鱼朝恩手执《易经》登上高台，故意讲解《鼎卦》：“鼎足折，覆公餗。” 

这句话本意是说，鼎足折断，食物便会倾覆而出。鱼朝恩实际是在讽刺身为国家之鼎的宰相，若他们能力不足，国家也将倾覆。

据史书记载，听闻鱼朝恩的讽刺后，宰相王缙勃然大怒，而元载却谈笑自若，若无其事。鱼朝恩评论道：“怒者常情，笑者不可测也。”

元载出身贫寒，自幼饱受屈辱，因此深谙隐忍之道。王缙是不具备这方面的城府的，好在王缙也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，他深知自己应该攀附于元载。

然而，与权相元载的结盟，彻底改变了王缙的政治品格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二人的贪污网络令人触目惊心：“（元）载妻王氏及子伯和、仲武，缙弟、妹及尼出入者，争纳贿赂。”也就是说，元载的妻子、儿子，王缙的弟弟、妹妹，以及出入他们府邸的尼姑们，公开受贿，互相比赛看谁收的贿赂更多。

王缙渐渐深陷贪腐泥潭。那个曾为兄长求情的弟弟，已然成为“贪猥之迹如市贾焉”的佞臣。

叁

王缙虽自诩为佛教徒，从来不沾荤腥，晚年更是痴迷于佛事，然而其行为却常常与佛教教义背道而驰。

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王缙在担任宰相期间，极力倡导唐代宗推崇佛教，每年七月十五日还在宫内道场举行盛大的“盂兰盆会”。这些盛会装饰华丽，“饰以金翠，所费百万”。“盂兰盆会”如此奢侈以至于后世有的文人认为：“今盂兰盆会之始也。”将后世盂兰盆会的开端归于王缙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，《旧唐书》中则明确指出：“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。”意思是，国家教化受损的根源始于王缙。

关于盂兰盆会是否由王缙首创，历史上尚有争议。然而，正如顾炎武在《五台山记》中所言：“缙为宰相，给中书符牒，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，聚徒讲说以求货利，于是此山名闻外夷。”王缙为五台山的金阁寺耗费了亿万钱财，正因他的大力推广，五台山才得以名扬后世。

在为寺庙谋取利益的同时，王缙也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。史书记载，他甚至闯入他人家中，强行夺取别人的祖产。《旧唐书》也提到，王缙纵容自己的弟弟、妹妹、尼姑广收财物，其贪婪行径如同市井商人。

王缙的行为彻底辱没了身为修行者的佛教徒，五台山金阁寺的鎏金穹顶下，暗藏着他最深的罪孽。他确实为佛教作出了一些贡献，但绝非一个纯粹虔诚的佛教徒，后世文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：王缙等人“盖本于因果报应之说，犹有意徼幸以求福，乃其流之下概。”

更可怕的是，王缙更将佛教因果论扭曲为治国方略。

唐代宗李豫曾询问他们：“佛教中是否存在所谓的'因果报应’？”

元载、王缙等人回答：“安禄山、史思明发动叛乱，却被自己的儿子所杀，这就是'因果报应’的明证。唐王朝立国已久，未曾发生大的祸乱，若非积累了深厚的福报，何以至此？”

他们继续一本正经地分析：“如今回纥、吐蕃大军进攻，却在不战的情况下自行撤退，这难道不是'因果报应’吗？”

正是由于元载和王缙大谈福业报应，唐代宗从此对佛教更加深信不疑。此后，每当有外族入侵，皇帝不再积极备战，而是召集众多僧人唱诵《护国仁王经》，为国家祈福。

将外族入侵、国内祸患等军国大事，皆以佛家因果理论来解释，既荒谬可笑，又极其不负责任。史书记载，此后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，“人事弃而不修，故大历刑政，日以陵迟”。

王缙难逃佞佛误国之罪责，但历史的悲剧性在于，他并未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。皇帝怜其年老，并未像处死元载一样处理他，而是先将其贬为地方刺史，不久后又升任他为太子宾客（三品）。最终，王缙以八十二岁高龄善终。这个结局对当年饱受其害的百姓而言，无疑是最大的讽刺。

参考资料：

宋祁、欧阳修等：《新唐书》

刘昫等：《旧唐书》

司马光等：《资治通鉴》

陈贻焮主编：《增订注释全唐诗》

沈文凡、陶六一、秦爱国：《王缙贪财佞佛宰相祸国》

梁晓飞、王劲玉：《九月九日，为何忆“山东”兄弟》

作者：老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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